▲2025年韩国中型骨干企业就业博览会上，求职者正在为面试打造形象。（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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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人面对不平等，会渐渐变得麻木。
人们都知道是社会这个集体在折磨个体，却无人从社会本身出发去探索解决之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给个体的小小实践赋予积极的意义，以此撑过一天又一天。
文｜南方周末记者 陈荃新
翻译 志蓟
责任编辑｜李慕琰
在韩国，为了找到一份工作，一个年轻人可以多拼？
韩国社会学家吴赞镐在多所高校教授课程，他发现，为了就业，有的学生投了上百份简历，同时需要打工以还清1200万韩元（约6万元人民币）的助学贷款；有人考了24次托业（TOEIC，国际交流英语考试，一次考试报名费为1806元人民币），最终取得了940分的分数（满分990分），还组织了一个校内社团，名为“就业面试社团”。
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韩国年轻人在求职时必须准备以下9个项目，被称为“就业九件套”：学历、成绩、托业成绩、海外游学、资格证书、竞赛获奖经历、实习经验、志愿服务，以及整形手术。而在不久前，年轻人求职时仅需准备学历、成绩、托业成绩。
个体为争夺有限资源，陷入过度竞争、规则异化的状态，导致竞争的门槛不断提高，但个体的实际福祉并未随之增加，这种现象近些年在中国被总结为“内卷”。然而在韩国，年轻人为了挤入愈发狭窄的社会晋升通道而不断“军备竞赛”，则被市场上大量成功学的书籍包装成一个好听的名字：“自我开发”。
这让吴赞镐感到困惑：为何韩国的年轻人不再思考如何形成共同体的力量，打破结构性的困境，而是默许这套不公平的规则的存在，并进行永无止境的“自我开发”？
1960年代起，依靠飞速发展的外向型经济，韩国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迅速腾飞，被称为“汉江奇迹”。然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韩国的经济带来巨大冲击，韩国因为资本市场剧烈震荡、外汇枯竭，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请求紧急救援，因此这场危机在韩国被称为“IMF危机”。劳动力市场也受到波及，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韩国1998年的失业人数是1997年的近3倍。与此同时，富人阶层和大型财团抵御了经济风险，中下层家庭则大量破产，贫富差距加剧。
吴赞镐记录的就是这些出生于“汉江奇迹”的尾声、成长于经济衰退时期的“IMF世代”的年轻人。他们目睹了家人被裁员、工作生活突然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为了不让自己沦为下一个被淘汰的人，他们采取更加个人主义的生存策略，拼尽全力“内卷”以争取有限资源。在对五十多位学生进行采访、对百余篇学生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后，吴赞镐写作成《“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变成怪物的年轻一代》一书。
吴赞镐观察到，在“自我开发”的话语体系下，阶层跃迁成为一场个人战役，周围的其他人都是自己潜在的敌人。这导致年轻人对他人的生存处境丧失了同理心——在他们看来，既然大家都在“自我开发”，个人的失败应该归咎于他“开发”得不够努力。当非正式员工对公司提出按照承诺转正的诉求时，大学生们毫不犹豫地评价道，“如此觊觎正式员工的位置，可以说是小偷行径了吧？”
就连学生群体内部也形成了明显的鄙视链。身处鄙视链最顶端的是韩国首尔三大高校（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经济管理专业学生，其次是其他专业学生，再次是首都圈的其他高校学生，位于鄙视链最底端的是地方大学学生。这样的区隔渗透在年轻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文专业学生上课时会被经管专业学生嘲笑，名牌高校学生不屑于和其他高校学生在同场面试中竞争，排名低的学校学生不敢穿印有自己校名的棒球服，名牌高校学生则“穿棒球服时都单肩背包，就为了露出‘延世大学’那几个字”。
《“我们赞成差别对待”》最初出版于2013年。12年过去了，吴赞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现在的韩国年轻人已不再将成为“大企业正式员工”视为最高理想，而是成为“经济自由人”，即通过房地产或股票投资等手段实现财富自由。同时，“小确幸”的生活成了标榜的重点，比如旅行、感恩小事，以及吃健康食物。“可以说，大家从未像现在这样，为吃着沙拉的自己自豪过；也从未像现在这样，把常吃水果蔬菜拿来炫耀。”
在吴赞镐看来，这意味着韩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一些“裂隙”，但现状依然不容乐观。
相比12年前，韩国年轻人的处境并没有变得更好。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二十多岁青年群体就业人数同比减少9.8万人，创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2024年，韩国自杀死亡人数创近13年之最。
就连吴赞镐本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响。2020年，吴赞镐选择离开高校，在济州岛专职写作。然而，新冠疫情又将他的计划打乱。在采访中，吴赞镐感慨道，“讲座邀请消失了，维持生活的存款也见了底。不得不搁置计划写的书，靠写约稿来维持生计。”
吴赞镐，1978年生，西江大学社会学博士，常年在韩国多所大学及研究生院开设课程。创作社会观察类非虚构作品13部，代表作品《“我们赞成差别对待”》被选为韩国人文社会科学出版协议会“闪耀十年的书”。（受访者供图）
1
当“热情、努力和意志”
被视作一种道德
南方周末：你在《“我们赞成差别对待”》书中提出一个词：“自我开发”。在你看来，有哪些社会机制，促使“自我开发”在韩国年轻人中如此盛行？
吴赞镐：设定一个目标，并据此目标改变自己生活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算作“自我开发”，我们对这种行动其实并不陌生。只不过，从前人们没有如此积极地提起这个词，并用它来剖析自己和他人。
经历IMF危机后，韩国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劳动地位的两极化就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直接导致了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待遇的“天差地别”。于是，年轻人的就业竞争变得异常激烈，自然会有人感叹“实在太难了”，而自我开发类书籍正是针对此困境提出的解决方案。于是，“热情”“努力”“意志”等关键词开始频繁出现了。
在这个自我开发的时代，“热情、努力和意志”被视作一种道德。道德是正确的，是必须遵循的。于是，失败就更加彻底地被解读为努力的不足，人们甚至觉得质疑社会结构的人本身就有很大问题。所以，正如书中举出的例子，非正式员工针对不公正待遇进行的罢工，被当时的年轻人视为“小偷行径”。“觉得委屈就去考试啊”的声音，就这样登场了。
南方周末：你在1997年进入大学，可否分享一下，当时的学校和就业环境是什么样的？
吴赞镐：那个年代的学历等级制度也很严苛，也有不少对自己的学历抱有优越感的人，但因为学历而自卑的人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多。简单来说，请想象一下，在韩国一所不算顶尖的地方大学里，一个国语国文系的学生在图书馆里看了一整天的书，一个社会学系的学生每天都在图书馆看报纸。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些都不算什么尴尬的事，当事人自己也不会觉得哪里不妥。
南方周末：你读大学期间正好经历了韩国的IMF危机，这对当时在校生（包括你自己）的职业选择产生了什么影响？
吴赞镐：在IMF危机之后，因为找工作太难了，任何与求职准备无关的事情都被当作是无用的。所以，在图书馆里看英语书以外的书籍或者报纸，就开始被当作“浪费时间”了。
我正好在IMF危机爆发的同时入伍了，在军队里更明显地感受到了那种变化。等我退伍回到学校时发现，在1997年还习以为常的景象，已经变得极其少见——批判时局之类的活动完全消失了，总学生会也渐渐沉寂。不知从何时起，“斗争！”“团结！”这样的表达变得非常不合时宜了。
IMF危机给韩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曾经，我们目睹了很优秀的学长找不到工作，也见证了不同专业的就业率差距被急剧拉大的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在那样的困境中，还能为了继续学习社会学去读研究生，真的是运气好。如果当时父母的经济基础完全垮掉了，我是绝对不可能做出这个选择的。
南方周末：“自我开发”暗藏着典型的优绩主义的逻辑，这种逻辑许诺了“个体只要努力，就可以拥有阶级上升的可能性”。年轻人之所以如此相信“自我开发”，是否因为在某一段时间，这样的许诺在韩国是有效的？从何时起，这个许诺变得不再有效？
吴赞镐：是的，韩国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大家都“平等地贫穷”，这一状态引发了后来的二十到四十年间翻天覆地的变化——当那些获得成功的人试图归因，上了大学的说是自己刻苦学习了；高中毕业直接工作的说是自己努力工作了。这代人虽然连“自我开发”这个词是什么都不知道，但他们的一生都在强调自我开发的重要性。
所以，当韩国的年轻人开始觉得“咦？好像再怎么拼命努力也没用了”的时候，能理解他们，并且告诉他们“这不是你们的错”的长辈极其稀少。因此，年轻人只能拼命努力。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成了大企业的正式员工，可问题在于，这些成功者产生了错觉，以为自己成功的原因是只有自己拼命努力了而别人没有。
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是极少数人挤过了那狭窄的独木桥。成功者无视现实，只保留了“成功是因为比别人更努力”的逻辑。韩国的年轻人一旦考上了名牌大学、进了大企业工作，周围的人会不停地问，“怎样才能学习好”“真厉害，怎么进的大企业”等等。在这样的氛围中，他们会不知不觉地不断重复“只要努力，什么都能做到”，直到自己也沉浸其中，最终说出“那些不努力的人就只知道怪社会”这种话。
所以，再没有呼吁拓宽独木桥的声音了——因为这样只会被当作“自己不努力，只知道怪社会的懦弱之人”。所以，即使阶层流动的可能性减少，也没人提这茬，只剩下内化的自责：“是我自己不够好，所以这样也没办法。”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采访的大学生其实都知道，为了就业进行严格的、自我牺牲式的“自我开发”对他们的个人成长而言并无实质意义。面对愈发恶劣的竞争环境，韩国年轻人们并没有质疑社会结构，反而更加努力地进行自我开发。是什么让他们依旧坚持着进入这个恶性循环？
吴赞镐：不平等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人面对不平等，会渐渐变得麻木。而且不平等越严重，麻木感就越强。在韩国社会，不平等现象很容易就被归结为“个人努力不足”，而非社会结构的问题，原因就在于此。
不平等现象越严重，生活艰难的人越多，然而指责他们的人也随之越来越多。于是，随着不平等的加剧，一个把歧视与厌恶视为理所应当的病态社会就形成了。
可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追究这个结构性问题是不可能的。就算找人倾诉，得到的大概率也只会是“自己不努力还满腹牢骚”的指责。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他们只能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就这样不声不响地活下去。
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一季度，二十多岁青年群体就业人数同比减少9.8万人，创下自2013年第三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视觉中国 图）
2
“要成为精英，必须从未认真接触
或理解过社会不平等问题”
南方周末：你曾在大学教书多年，因此与许多大学生有交流。可否为中国读者描述一下，韩国大学生面临的就业现状是什么样的？
吴赞镐：现在韩国企业的招聘对外貌的要求更高了，大学生也需要在健身房请私教，证件照得找专业照相馆，拍出艺人资料照的水准。年轻人真的很累，很辛苦。在应聘的自我介绍里，必须塞进“自己很好地克服了人生的种种挫折”这样的内容，而且性格也必须写“好”，难怪MBTI测试在韩国那么流行。
说得露骨一点，在如今的韩国，几乎要成为“人造人”才能顺利找到工作。
南方周末：你提到，韩国年轻人求职时需要准备“就业九件套”，而在曾经，这仅仅是“就业三件套”（学历、成绩、托业成绩）。这些要求最初是有人提出和推广吗？这些看似对发展个人素质的期待，是如何被逐渐纳入进标准化考评体系的？
吴赞镐：这些要求并不是谁刻意制造的，而是涌向独木桥的人水平整体提高催生的。最初，“大学毕业证”是首要标准，接着是“英语能力”，需要用托业分数来具体证明；再后来，又演变成了“能用英语流利对话吗”，那么外语研修经历就成了新的证明手段。
可是，具备以上资质的人越来越多了。于是，光靠这“老三样”（学历、成绩、托业）在竞争中就无法胜出了。企业又开始不断追问：“有资格证书吗？”“有在竞赛中获奖的经历吗？”甚至开始问：“有志愿服务经验的话，请说说看。”对忙着学英语、考资格证都快累死的年轻人，居然还要问志愿服务经验，简直荒唐。结果，连加入大学的志愿服务社团都要竞争了。就这样，这些要求非常自然地成了一种时代思潮。
南方周末：准备好这“就业九件套”并成功入职的人，真的就是所谓“有能力的人才”吗？
吴赞镐：在公司里，他们或许是，并非因为准备了“九件套”，而是因为他们在准备的过程中，已经牢牢地树立起了一种“无论公司要求什么，我都会自行调整去满足”的态度。要想通过大企业的简历筛选，没有这种态度，怎么可能提前准备那么多东西？到了面试环节就更难了，“反复对公司宣誓忠诚”成了再常见不过的环节。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为了迎合企业的用人需求，许多大学专业变得“工商管理化”，经济效益而非学术或公共价值已经成为推动高校管理的主要标准。在你看来，这样的大学教育所带来的问题是什么？
吴赞镐：经管学科本身没有问题，教学生更有效率地找到工作也无可指摘。需要警惕的是这种氛围——所有学科都必须像经管学科那样去思考。各学科性质完全不同，不能都在“降本增效”的维度上，以“效率”为绝对标准接受评价。我们的社会也是如此。
2025年2月，韩国首尔，在城北区的国民大学，毕业生抛学士帽庆祝毕业。（视觉中国 / 图）
南方周末：大学生们根据学历、是否重点高校、是否工商管理专业等标准，做了十分细致的身份上的划分与区隔。这样的区隔，除了让他们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获得优势之外，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实质受益吗？
吴赞镐：根本没有任何实际受益。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会同样暴露在自卑感之中。当一个人习惯用垂直等级划分一切，将低于自己的人视为“低等”存在，在遇到比自己“高等”的人时，也一定会感到强烈的自卑。而为了抵消自卑，他们又会努力在他人身上寻找优越感。
举个例子，高丽大学经管系的学生从首尔大学经管系的学生那里感受到的自卑，会转化为对高丽大学其他专业学生的攻击，社会学系或历史系等人文学科的学生通常是这种攻击的目标。
南方周末：“学生群体”作为一个共同体被拆散，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
吴赞镐：学生共同体注定会解体，而且就算解体了，也没人觉得这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何况近年韩国的大学已经进行了很多学科结构调整，各专业学生的想法也大同小异，都像经管系的学生一样，用“管理者”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世界，认为资本主义的“胜者独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或许一种新型的学生共同体已经出现了。
南方周末：你觉得，大学本应起到的作用是什么样的？
吴赞镐：虽然不是所有大学生都需要深度了解人文学科的重要性，但至少应该让5%-10%的大学生能够自信地选择并从事这类专业，走向社会。虽然大学并非发挥这一作用的唯一机构，但我认为这本应是大学存在的意义之一。可现在韩国的大学已经完全没有起到这一作用。
一个学习好、英语棒、名校毕业、资格证多、在大企业工作的人，如果他的存在也能自然而然地为社会和集体起到积极作用，那才是一个好社会应有的样子。
然而，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做求职必需的事，但凡有一丁点和求职无关，就绝对不要去关心。学习人文学科？没必要。探究社会结构问题？没必要。求职时没人问这些。所以，韩国的“精英”们往往都抱有很多歧视性观念，这都源自一种怪诞的结构——要成为精英，必须从未认真接触或理解过社会不平等问题。
现在，大学正在以“就业率低”为由，把人文学科一个个裁撤掉。大学声称自己是顺应世界的变化做出了改变，但请问，年轻人的生活因此改善了多少呢？结果就是：再也没有人会从社会结构的层面分析年轻人的痛苦。
韩剧《善意的竞争》剧照。（资料图）
3
“仅仅创造更多‘好’的岗位是不够的”
南方周末：在你的《“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出版之后，出现了许多反映韩国年轻人生存现实的文艺作品，比如金爱烂的小说、电视剧《天空之城》《LTNS》，以及近期大火的《善意的竞争》。韩国年轻人对于这些作品的观感如何？对“自我开发”话术的态度是否产生了变化？
吴赞镐：当下韩国社会的竞争是过度的——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了。过去还会有人觉得“竞争不是好事吗”，但如今竞争的程度远超合理水平，已经陷入病态了。
然而，无人就社会结构提出更深层的追问，于是此刻“乘虚而入”的是“先让自己幸福起来”的叙事，也就是治愈系书籍。“高自尊感很重要”的论调也是同理。此外，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别忘了爱自己”这类话术也成了主流。
这就是当下韩国社会的写照。人们都知道是社会这个集体在折磨个体，却无人从社会本身出发去探索解决之道。越来越多的人，只能给自己的日常生活，给个体的小小实践赋予积极的意义，以此撑过一天又一天。
南方周末：有数据显示，韩国2025年3月无特殊原因而选择不就业的青年人数达到45.5万人。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开始有意识地尝试反思“自我开发”了？
吴赞镐：这并不意味着抵抗，可以说这恰恰是过度习惯于此话语体系的结果。一个人在习惯“自我开发”的范式之后，一旦未能达成目标，就会将自己视为失败者。也就是说，一次失败就会让他把自己当作毫无价值的人。如此反复几次后，他就会彻底丧失参与社会生活的意愿，于是，“放弃做任何事”的青年数量在不断增多。
南方周末：距离《“我们赞成差别对待”》出版已经过去了12年。如今，你对当下年轻人的观察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和之前世代的年轻人有什么不同？
吴赞镐：如今韩国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追求的东西明显与之前的世代不同。从近期的韩国总统选举过程就可以看出。虽然那是一场在紧急戒严令和总统弹劾案等大事件背景下进行的选举，但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并没有像四十岁以上的人那样，一边倒地支持“审判尹锡悦总统”。这并非因为他们喜欢尹锡悦总统，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共同民主党的政治哲学也与其自身立场不符。
这一点，从前总统文在寅试图将非正式员工转为正式员工的政策引发巨大反弹就能看出。文在寅政府认为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的政策，被大多数年轻人理解为“逆向歧视”，对努力学习的人有失公允，因此反感共同民主党的年轻人变得非常多。
韩剧《天空之城》讲述韩国上流社会的教育厮杀。（资料图）
南方周末：你最近在媒体采访中表示，需要警惕极端势力，尤其是极右势力的崛起。强调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社会文化，以及对不同于自己的他者漠不关心，甚至厌恶的态度，会对年轻人产生什么影响？
吴赞镐：在韩国社会异常激烈的竞争中，个体也开始变得极其尖锐。因此，如今在韩国，几乎不存在以“对话”为前提的讨论。这或许正是我自身视角发生的变化之一。当年撰写《“我们赞成差别对待”》时，年轻人至少还能对我表达他们各种各样的意见。对话是存在的。
然而，现在一旦提起这类议题，就会先弥漫起强烈的嘲讽氛围，只要我一开口，就常有人对我发火，指责我是“权威的老古板”。同样写一篇专栏文章，过去他们看到会说和我“立场不同”，并提出自己的意见；但现在，他们只是一味地发泄厌恶，而且觉得这样也无所谓。这才是时代风气最根本的变化：过去，讨论和对话至少存在；而现在，连提出讨论本身都变得几乎不可能了。
无论是交流还是辩论，参与者都会将对方视为敌人，始终保持着试图战胜对方的强硬姿态。此外，互联网作为新的时代标志，也造成了很大影响。就像网络社区，正是拥有相同想法的人不断聚集、抱团而形成的，人们在其中讨论得越兴奋，自己的想法就越是固化。
于是，在这种状态下，当接触到极右势力宣扬的“是谁在威胁韩国”的论调时，他们会感到极其愤怒。他们会对诸如“外籍劳工威胁了就业”“性少数群体破坏了纯洁的社会”“接收难民会让国家乱套”之类的说法产生强烈的代入感。
南方周末：你在书里最后提到，“在社会问题没有得到社会解决的状态下，盲目进行自我开发只会让受伤的人变得越来越多。”在你看来，改变年轻人的艰难处境，打破“内卷”的恶性循环，需要社会在哪些方面做努力？
吴赞镐：我会常常提起这样一句话：“无须作出什么伟大的决定，即使平凡地生活，作为人的尊严也能得到保障，这才是好的社会应有的样子。”
社会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缩短各种不平等带来的差距，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支持中小企业成长，抑制房价上涨，并且需要营造即使失败了也能重新站起来的整体氛围。
如今已不再是只要努力工作就能获得回报的时代了。在人工智能如此大放异彩的时代，很多工作岗位的前途都将变得难以预测，恐怕这就是当下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我们能告诉他们的，不该只有简单的一句“你们要努力奋斗”。
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一直专注于创造更多“好”的岗位，但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今后在“没那么好”的岗位上工作的人注定会越来越多。未来我们建设的社会，必须能让这些人在从事这些工作时，也能过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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